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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涉台)小商品货运运输合同纠纷的争议焦点与裁判逻辑 ——以广东“台湾专线”集运模式为研究样本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6-11-16      

作者:刘雨浪、陈春苗


【摘要】跨境(涉台)小商品货运作为两岸经贸往来的“毛细血管”,依托微信等即时通讯平台快速扩张,形成了“委托人自行集货、承运人集中装柜、一票到底运抵台湾”的专线运营模式。此类交易主体分散、缔约场景虚拟、履约节点跨区域乃至跨海峡,纠纷批量涌入法院后,程序与实体争点高度趋同:管辖权异议几乎成为每案必经的“前置攻防”,运输合同与货运代理合同的定性之争、逾期付款损失的裁量尺度、律师费等维权成本的可赔性,构成裁判的分歧点。本文以广东地区“台湾专线”集运样本案件为对象,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文件与权威案例,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展开规范解释与裁判逻辑分析,提出“运输始发地”应采用实质履行认定标准、法律关系定性应坚持合同约定与实际履约相统一、损失救济应兼顾可预见性规则等思路,并给出诉讼与合规层面的实务建议。

【关键词】跨境货运;涉台民商事;运输合同纠纷;运输始发地;管辖权异议;货运代理合同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两岸经贸往来与电商物流的深度融合,面向中国台湾地区的小商品跨境货运需求快速增长,一批以“台湾专线”为业务定位的集运企业应运而生。与传统的单点直达运输不同,此类业务普遍依托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订立合同,委托人散布于全国多个省市,货物先由委托人自行发运至集运企业所在地,经集中装柜、合规处理后,再转运至航空货代或口岸,最终运抵中国台湾地区。交易全程呈现出“契约虚拟、履约实体、节点集中”的鲜明特征。

正是这种交易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纠纷进入诉讼后呈现出高度趋同的争议结构。其一,由于缔约与履约高度依赖微信沟通,双方往往未签订书面运输合同,对合同性质、运费标准、履行地点等核心事项缺乏明确记载,为后续的管辖异议与定性之争埋下隐患。其二,委托人分布各地而承运人集中于单一枢纽城市,一旦发生运费拖欠,原告选择在枢纽地法院起诉,被告则以“原告就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试图将案件移送至自己住所地。其三,涉台因素贯穿履约始终,目的地位于中国台湾地区,使案件在管辖、送达、证据与法律适用层面带有区别于一般国内运输纠纷的特殊性。

实践中,此类纠纷多以标的额不高的运费追索为主,单案标的额虽小,案件数量却呈批量增长,对基层法院的审判资源配置提出了新要求。本文以广东地区“台湾专线”集运的样本案件为研究样本,从管辖、定性、责任与程序四个维度,对相关争议焦点作规范层面的解析,并结合权威司法文件与典型案例提出裁判逻辑与实务建议,以期对类案处理与行业合规有所裨益。


二、样本案件群像:交易模式、争议结构与裁判走向

(一)“台湾专线”集运的交易模式

综合样本案件所还原的交易流程,此类“台湾专线”业务的一般履约路径可概括为四个环节:第一,委托人通过微信与集运企业洽谈并确认运输需求、货物信息与运费标准,达成运输合意;第二,委托人将其从国内不同电商平台、不同地区购得或自有的货物,自行寄送至集运企业所在地的集中处理场所;第三,集运企业在枢纽地集中整理、分类、打包,并进行符合中国台湾地区运输要求的合规处理,完成装柜后转运至航空货运代理或口岸;第四,货物经航空代理运抵中国台湾地区,委托人按照双方约定的账期结算运费。

从法律结构上看,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承运人对委托人的核心给付义务,不是“代为接收货物”,而是“将分散的货物转化为可批量运输的合规货物,并启动跨境运输环节”。换言之,集中装柜与启动跨境运输,才是运输合同履行的核心与决定性环节。这一判断,为后文讨论“运输始发地”的认定奠定了基础。其交易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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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台湾专线”集运交易模式流程

(二)样本案件的争议结构与裁判走向

本文所依托的样本案件,是本文作者刚办理完毕的涉及跨境(涉台)系列运输合同纠纷中的两宗代表性案件,当事人均已作化名与脱敏处理。

样本案件一为运输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原告东莞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供应链公司”)为被告李某(化名)提供自东莞虎门至中国台湾地区的运输服务,因李某拖欠运费提起诉讼。李某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本案系合同纠纷,应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请求移送至其住所地人民法院审理;并抗辩称虎门仅为货物中转站而非始发地,原告仅系代办转运手续而非实际承运人。某供应链公司则主张,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运输合同纠纷的特殊管辖规定,虎门系原告实质履行运输义务的始发地,受诉法院具有管辖权。围绕该异议,双方分别提交了管辖地情况说明、代理意见等文书。该案集中折射出管辖与定性两大争议。

样本案件二为运输合同纠纷判决案。原告某供应链公司诉被告张三(化名)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经审理认定双方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原告已完成运输服务,判令被告支付欠付运费4万元及以该数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折算年利率5.175%)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因双方未约定律师费由被告负担,且该费用非守约方必然损失,法院对律师费诉请未予支持。

两案虽程序进程不同,却共同揭示了此类纠纷的四组争议焦点:一是特殊管辖与一般管辖的适用关系及“运输始发地”的认定;二是运输合同与货运代理合同的界分;三是运费与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口径;四是律师费等维权成本的可赔性。下文分别展开。


三、管辖之争:特殊管辖规则下“运输始发地”的规范解释

(一)特殊管辖与一般管辖的适用位阶

管辖异议是此类纠纷中最先暴露、也最具普遍性的程序争点。样本案件一中,被告即主张本案系合同纠纷,应适用“原告就被告”的一般规则。这一主张的实质,是试图以一般合同纠纷的管辖规则,取代运输合同纠纷的特殊管辖规则。

从规范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二十四条确立了一般合同纠纷的管辖规则,即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1];第二十八条则就运输合同纠纷作出专门规定:因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1]。二者在规范结构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依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适用原则,凡属运输合同纠纷,应优先适用第二十八条的特殊管辖规则,而非径行落入第二十四条“原告就被告”的一般框架。据此,被告仅以“本案系合同纠纷”为由主张适用一般管辖,而回避对“运输始发地、目的地”等特殊连接点的审查,属于对规范位阶的误读。

(二)“运输始发地”的认定标准:从物理起运点到实质履行

样本案件一中,“运输始发地”之争集中体现为两种认定标准的对立。被告主张,虎门仅为货物运输链条中的中转站,货物的物理始发地为全国各地;原告则主张,虎门系其集中装柜并启动跨境运输的核心节点,属于运输始发地。

应当认为,“运输始发地”的规范意义,不在于货物最初的物理起运点,而在于承运人实质履行运输服务、启动合同约定的主要运输环节的地点。这一理解,与最高人民法院及广东省内法院的相关裁判立场相呼应。最高人民法院在支线运输管辖请示答复中明确,支线运输的整货箱运输,其始发地、目的地包括多个港口,均在协议约定的运输区间之内[5],肯定了始发地(目的地)之一即可作为管辖连接点的裁判逻辑;广州海事法院在江门市鸿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广东天纬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认定运输始发地在本院辖区内[13],在深圳市盈泰进出口有限公司诉华隆瑞锋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无单放货案中亦以运输始发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在中国深圳[14]确定管辖。同理,在“台湾专线”集运模式下,委托人自行将货物发往虎门,仅是运输的“前端准备”;承运人在虎门集中装柜、合规处理并转运至航空代理,才是其履行运输合同最核心、最具决定性的环节。就此而言,虎门作为承运人实质履行运输义务的起始点,依法应认定为运输始发地之一。

反之,若采纳被告“始发地为全国各地”的主张,则同一运输合同将出现多个始发地,管辖法院无法确定,既有违管辖规则追求“确定性”的立法目的,也与跨境集运“集中处理、统一转运”的行业惯例相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货物经虎门集运后可能经深圳宝安机场、福建平潭港等口岸出境,但口岸并非运输合同的履约节点,不影响对运输始发地的认定。

(三)网络缔约下合同履行地规则的适用辨正

值得进一步辨正的是:此类合同系通过微信等信息网络方式订立,能否援引关于网络缔约履行地的司法解释规则,主张以收货地等作为合同履行地管辖连接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2];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应当注意,该条明定适用于“买卖合同”,而运输合同在合同类型上与之有别;运输合同的管辖连接点,仍应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关于运输始发地、目的地的专门规定。故对网络缔约的运输合同,不宜机械套用网络买卖合同履行地规则,而应在特殊管辖框架内确定连接点。这一辨正的意义,在于划清网络缔约与网络买卖合同履行地规则各自的适用范围,避免在“网络”与“运输”两个维度上出现规则适用的交叉错位。

(四)管辖权异议的滥用及其程序规制

除实体连接点的争议外,此类案件中管辖权异议的行使频率与动机亦值得关注。在样本案件一中,原告起诉前已多次通过微信、电话催讨运费,被告屡以“资金周转困难”拖延,及至诉讼后始提出管辖权异议并申请移送,客观上具有迟滞诉讼、拖延时间的效果。

管辖权异议本系当事人正当的诉讼权利,但权利不得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程序权利,不得以程序手段不当阻碍实体审理。人民法院在审查管辖权异议时,应回归“是否具备合法连接点”这一实体问题本身,在查明确有合法管辖连接点的情况下及时作出裁定,防止异议沦为拖延诉讼的工具。这既是程序效率的要求,也是对守约方合法权益的程序保障。


四、法律关系定性:运输合同与货运代理合同的界分

(一)界分的规范依据与识别规则

此类案件的另一核心争点,是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样本案件一中,被告即抗辩原告“并非实际承运方”“只是代被告办理转运台湾的手续”,意图将双方关系定性为货运代理或委托关系。该定性直接影响管辖规则与责任基础的适用,故需先行厘清。

从规范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零九条将运输合同界定为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3];而货运代理则是受托为他人办理货物运输及相关手续的经营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条明确,审理此类纠纷,认定货运代理企业与委托人之间形成代理、运输、仓储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应分别适用相关法律规定,识别标准应结合合同约定、交易习惯及具体的履约情况[6],履约情况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实际履约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为准。

这一识别规则的核心,在于判断行为人是否以自己名义、自主安排运输并承担运输风险。若企业接受委托后以自己名义组织运输、承担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与责任,并对委托人收取对价性质的运费,则双方构成运输合同关系;若企业仅代为订舱、报关、安排他人承运,不承担运输本身的履约与风险责任,则更宜认定为货运代理或委托关系。这一界分逻辑,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中得到贯彻:中国外运上海公司诉深圳江南经济开发总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确立了以是否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行为、是否承担代理责任界分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规则[11];骏荣内衣有限公司诉宏鹰国际货运(深圳)有限公司等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进一步明确,货代货物收据不构成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12]。

(二)集运模式下“承运人”身份的司法认定

就“台湾专线”集运模式而言,集运企业对委托人承担的是“将货物从集运枢纽运抵台湾约定地点”的整体运输义务,其通过自有或合作的运输资源组织完成跨境运输,并向委托人收取运费。尽管其将货物转运至航空货运代理、由其完成最终运抵台湾的环节,但这属于承运人履行运输义务过程中的转委托或分包,不改变集运企业作为合同承运人的地位。

换言之,集运企业是否“亲力亲为”运抵目的地,不影响运输合同关系的成立,关键在于其是否以承运人身份对运输义务负责、是否承担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样本案件中,集运企业通过微信确认运输需求、实际履行集中装柜与转运义务、并持续反馈运输进度,双方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被告“仅系代办转运手续”的抗辩,混淆了“承运人转委托承运”与“货代代办手续”两种不同的法律结构,不能成立。这一认定,也与海上货运代理纠纷中“双清包税”“一票到底”类交易按实际履约关系定性的司法立场相一致。


五、实体责任的认定与损失救济

(一)运费给付义务及逾期付款损失的裁量

就实体责任而言,运费给付义务本身争议不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零九条、第八百一十三条,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3];承运人完成运输义务后,委托人即负有依约支付运费的义务。样本案件二即据此支持了原告的运费诉请。

争议焦点在于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样本案件二中,法院以欠付运费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折算年利率5.175%)计算逾期付款损失,自应付之日起算。该口径既体现了对守约方资金占用损失的填补,又避免过度突破损失填补原则,与当前司法实践就逾期付款损失普遍参照LPR并视情适度上浮的处理思路一致。需要指出的是,逾期付款损失的起算点与标准,宜以双方约定账期及付款期限为准;无约定时则以催告或起诉主张之日为基准,具体计算仍应兼顾可预见性规则。

(二)律师费等维权成本的可赔性边界

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是否由违约方负担,是此类纠纷中颇具分歧的争点。样本案件二中,法院即因双方未约定该费用由被告负担,且该费用并非守约方必然产生的损失,不属于违约方订立合同时所预见或应当预见的损失,而对律师费诉请未予支持。

这一裁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确立的可预见性规则相契合:损失赔偿额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第六十三条进一步明确,认定是否属于违约方“应当预见”的损失,应综合考虑合同目的、合同主体、交易类型、交易习惯与磋商过程等因素,按照与违约方处于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民事主体在订立合同时的预见予以确定[4]。据此,在当事人未就律师费负担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律师费原则上不被认定为违约方订立合同时可预见的损失;反之,若合同明确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的维权费用,则该约定成为损失赔偿的直接依据,法院一般应予支持,实务中亦有判决依合同约定支持律师费的先例[15]。

因此,在运输合同中明确约定律师费、保全费等维权费用的负担条款,对于保障债权实现具有实益。


六、程序效率与涉台因素的规范回应

(一)小额诉讼程序在运费追索中的适用

此类运费追索案件标的额通常不高,且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具备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以下的,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样本案件二即适用该程序审结,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及时作出终审判决,显著提升了权利实现的效率。

对集运企业而言,在固定证据、明确债权的基础上,善用小额诉讼程序等便捷通道,可有效降低维权成本。这也提示,此类案件的裁判重心应从程序反复拉锯,转向对基础债权关系的实质审查。

(二)涉台因素的规范回应与两岸司法保障

如前所述,此类运输的目的地为中国台湾地区,但案件当事人均系大陆主体,故其虽具有“涉台因素”,在管辖上通常不落入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集中管辖范畴。尽管如此,两岸司法保障的制度安排,仍为类案审理提供了价值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确认,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7];《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法发〔2019〕9号)亦强调平等保护两岸同胞合法权益[8]、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涉台案件。

就管辖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明确,涉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民商事案件参照适用该规定[9];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广州、深圳、珠海市辖区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批复》(粤高法〔2023〕11号)[10]则就特定辖区的一审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作出集中管辖安排。这些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对涉台案件平等保护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也提示实务工作者,在“台湾专线”类纠纷中应审慎甄别案件是否真正涉台(即当事人是否含中国台湾地区主体),从而准确判断管辖与程序规则,避免因定性偏差而徒增程序成本。


七、结论与实务建议

综上,“台湾专线”集运模式下的跨境(涉台)小商品运输合同纠纷,其争议焦点可归纳为管辖、定性、责任与程序四个维度:在管辖层面,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运输合同纠纷的特殊管辖规则,“运输始发地”应采用实质履行认定标准,即以承运人实质履行运输义务、启动主要运输环节的地点为准;在定性层面,应坚持合同约定与实际履约相统一,以是否以承运人身份组织运输、承担运输风险为标准,界分运输合同与货运代理合同;在责任层面,运费给付与逾期付款损失应依约并按可预见性规则裁量,律师费原则上以有无明确约定为准;在程序层面,善用小额诉讼程序,并对涉台因素作审慎甄别与规范回应。其整体裁判逻辑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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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跨境(涉台)小商品货运运输合同纠纷裁判逻辑总览

基于上述分析,对相关经营主体与律师实务,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其一,签约环节宜签订书面运输合同,明确合同性质、运输区间(始发地、目的地)、运费标准、结算账期,并对律师费等维权费用负担作出约定,为后续争议解决奠定契约基础;其二,履约环节应完整固定微信沟通记录、打包转运单据、航空代理对接凭证、财务台账等证据,清晰还原运输流程与债权数额;其三,纠纷发生后,应及时催告并固定债权,善用管辖权规则与快捷程序;其四,对涉台因素作准确甄别,依法选择管辖与程序路径。唯有交易端规范、诉讼端高效,方能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两岸经贸物流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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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十八条、第二十条[Z].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第八百零九条、第八百一十三条[Z].

[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Z].

[5]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上诉人韩进海运(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长江轮船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异议一案请示的复函((2018)最高法民他197号)[Z].

[6]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条、第四条[Z].

[7]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一条[Z].

[8]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法发〔2019〕9号)[EB/OL].

[9]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Z].

[10]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指定广州、深圳、珠海市辖区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批复(粤高法〔2023〕11号)[EB/OL].

[11]中国外运上海公司诉深圳江南经济开发总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G].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2]骏荣内衣有限公司诉宏鹰国际货运(深圳)有限公司等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G].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3]江门市鸿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广东天纬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G]. 广州海事法院.

[14]深圳市盈泰进出口有限公司诉华隆瑞锋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无单放货案[G]. 广州海事法院.

[15]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4)沪7101民初1599号民事判决书[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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