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执罪若干问题探讨

作者：刘祥红、程钰雯

一、 案例引入与核心争议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某甲将其名下房产抵押给银行。执行阶段，因房地产市场波动，房产评估价值无法覆盖全部债务。执行期间，某甲将其名下另一笔数百万元的资金优先偿还给了债权人B（该债权未经诉讼，但真实合法）。申请执行人认为某甲明知有执行标的却转给他人，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

核心争议：被执行人自主选择优先清偿“案外合法债务”而非执行款项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本文拟对该问题及诉前诉中转移财产的行为从刑事路径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 拒执罪的规范构造与法律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根据《刑法》第 313 条及 2024 年 12 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拒执罪是指负有执行义务的个人、单位或合谋共犯，明知有履行能力（扣除基本生活费后）却通过隐匿财产、虚假报告、暴力抗法等手段逃避义务，致使法院穷尽强制措施后仍无法执行的行为。该罪对象涵盖生效判决及执行调解书、仲裁裁决等相关的裁定，且认定具有追溯性：若在诉讼前或诉讼中转移资产的行为持续至执行阶段且拒不执行，仍可依法定罪。其核心在于严惩主观恶意抗法，维护司法权威与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拒执罪的认定应兼顾“形式违法性”与“实质社会危害性”。主体要件：涵盖负有执行义务的自然人、单位，以及协助转移财产的共犯。主观要件：必须具备抗拒执行的直接故意，即主观上追求使裁判文书无法落实的结果。客观要件：表现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且达到“情节严重”。

三、相关问题分析与探讨

1.债务人偿还他债的性质探讨。

从严格罪刑法定的角度，如没有现行基本法律或相关解释文件的规定，债务人在执行中履行其他合法债务不应被定拒执罪。尽管拒执罪被刑法规定的时间很早，1979年《刑法》中便与妨害公务罪合并规定，1997年《刑法》修订后又独立成条，后伴随单位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渐趋重要，《刑法修正案（九）》将本罪的犯罪主体范围拓展至单位。但立法机关曾对此罪专门作出立法解释，且最高司法机关多次修改该罪相关司法解释，可见从刑法条文看来此罪的构成要件并不明确，且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规制。针对本案行为，还应从以下维度审视其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

债权平等性与刑事优先权的缺失：民法理论认为，除法定优先受偿权（如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等）外，普通债权具有平等性。生效判决仅是对债权法律效力的确认，并不天然赋予该债权优于其他合法债权的“刑事优先权”。 若仅因债权经过裁判就赋予其优于其他合法债权的刑事保护力，将破坏民事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不属于典型的转移财产行为：根据部分地方司法指引，如宁波中院相关规定《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入刑问题的指引（试行）》的通知第10条：“被执行人将合法来源的收入、财产归还其他债务的行为，一般不宜认定为转移财产而入罪处罚。”，被执行人将合法财产用于偿还真实存在的、合法的其他正当债务，一般不宜直接认定为“非法转移财产”，除非存在主观故意。

缺乏实质的抗拒执行故意：被执行人已提供房产抵押（体现了履约意愿），且另一笔债务确属真实，其在义务冲突中选择清偿顺序，更多属于消极的不履行，而非直接对抗司法权威。

综上所述，被执行人优先清偿其他合法债务的行为，在原则上不应直接认定为拒执罪。理由是被执行人处于义务冲突的困境，且普通债权在性质上并无优劣之分，单纯的清偿顺序选择不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在拒执罪中，关于被执行人优先偿还其他合法债务（案外债）的性质认定，是当前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中的难点。其核心争议是债权平等原则与司法权威的冲突。

在本案中，如果认定被执行人具备执行能力的依据是其将财产用于偿还其他债务，而该“财产转移”行为同时又对“拒不执行”行为进行了证成，最终形成了证据链的闭环。然而，这种推理逻辑是否合理？是否可以仅以其拒执行为认定其构成犯罪？其次，将拒执行为作为有能力执行的推理依据存在逻辑问题。因为在这种逻辑下，拒执行为被重复评价，也即将拒执行为既作为能力推定基础又作为构罪要件的双重评价风险。此种“行为自证”逻辑链条中，拒执行为在证据层面被用以反推执行能力存在，又在实体层面作为犯罪客观要件重复评价，不仅违背刑事诉讼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更可能导致实质归责的客观性偏移。

根据民法基本理论，除设有抵押、质押等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权外，普通债权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生效判决仅是对既有债权事实的司法确认，并不因判决的下达而使该债权在刑事层面获得优于其他合法债权的“优先权”。争议点在于，当国家司法权介入并要求强制执行时，被执行人单方面选择清偿顺序是否构成了对司法权威的蔑视？是否属于“非法转移财产”？

如果被执行人偿还的是真实存在的合法债务，且清偿价格合理，这属于财产所有权从债务人向另一真实债权人的合法转移。这种行为不同于“无偿转让”或“隐匿财产”，不应直接认定为《刑法》第313条中的“非法转移财产”。若法院已对特定资产采取了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被执行人仍擅自处分该特定财产用于还债，则因其直接破坏了执行程序，具有刑事违法性。

2.关于诉前诉中转移财产行为的分析与探讨

传统观点认为，拒执罪的犯罪前提是“生效裁判的存在”，因此犯罪行为应发生于执行阶段。然而，根据2024年及2025年最新的司法解释及意见，该罪的认定展现出显著的前溯性与持续性特征。学术界普遍认为，若债务人在诉前或诉中预见败诉风险，实施隐匿、转移财产行为，且该非法状态延续至执行阶段导致判决落空，其主观恶意与社会危害性具有连续性。这种从“单一时点”向“行为状态”的认定转变，体现了刑法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跨越，旨在构建一种穿透式的司法监管机制。支持者认为，追溯认定有效遏制了债务人利用诉讼周期进行“资产合法洗脱”的制度漏洞，维护了司法权威的预见性效力。若否认诉前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将诱导债务人进行预防性避债，使生效裁判沦为“法律白条”。反对意见或审慎论者则担忧，过度追溯可能导致刑事权力对民事自治领域的非法侵入。在判决尚未生效前，行为人对财产仍享有法律上的处分权，如何精准识别“恶意规避”与“正当商业处分”（如清偿到期合法债务、正常经营周转）成为实务中的头号难题。

关于转移财产的时间节点，理论上有三种观点，一是始诉说；二是生效说；三是执行说。始诉说是指当案件进入诉讼之后，当事人转移财产的行为就构成了拒执罪的故意转移财产的行为；生效说是指当裁判文书生效之后，转移自己的财产的，就构成拒执罪，周道鸾教授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的行为。拒不执行，包含以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将要被执行的财产的方法，抗拒法院裁判的执行。将要被执行的财产包括已经和尚未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 条第（1）项之规定，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应当认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此，如果是在判决、裁定生效之前非法处置（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则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执行说是指执行案件立案之后，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行为就构成拒执罪。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可以看出来，生效说和执行说的情况下，转移财产的行为都构成犯罪。

面对前述理论和实践问题，部分案例开始对拒执罪的行为时间点进行前移性探索，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杨某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认为：“判决、裁定生效之前实施的相关隐瞒财产行为，具有一定持续性，其行为延续到裁判生效之后，可以认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此种努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效果有限。因其适用范围仅止于继续或连续行为，而法律规范列明的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多非继续行为，且其也未触及“判决、裁定生效之后”这个通说认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致实务中的相关认定仍然束缚重重。

四、比较法视野下的反思与建议

1.从国外立法看，多未将拒执犯罪行为时间限定在判决、裁定生效之后。如日本刑法中妨害强制执行罪规定“出于免除强制执行的目的，隐匿、毁坏或加装转让，或假装承担债务的”，日本主流观点明确，妨害行为既可以在诉讼之中，也可以在诉讼之前。

从法学理论与比较法学的深度视角来看，中国刑法中的拒执罪与西方（尤其英美法系）的“藐视法庭罪”存在深刻差异。中国拒执罪侧重于保护司法权威与权利人利益的双重法益。而英美法系的“藐视法庭罪”核心法益在于维护司法主权，一旦违背法官明确的“冻结”或“支付”指令即可能入罪，至于债权人是否获益则在所不问。制度土壤也存在差异，英美法系拥有发达的律师报告制度和更严苛的民事证据开示（Discovery）程序，法庭对债务人财产信息的掌握具有高透明度。相比之下，中国拒执罪的认定难点往往在于“发现财产难”，过度依赖事后的刑事侦查而非事前的程序约束。中国的入罪门槛模式属于结果导向，须达到“情节严重”及致使判决无法执行的后果；而英美模式属于行为导向，只要存在违抗指令的行为即可启动。刑罚本质上，中国注重报应性惩罚（剥夺自由）；英美则常采用“民事监禁”作为强制性矫治手段，旨在迫使履行而非单纯惩罚。

针对“清偿顺序争议”，我们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程序化路径，实现从“事后定罪”向“事前禁令”的转化：引入执行预警令制度，在执行阶段，法院可针对被执行人的特定大额资金发布禁止处置令（包含禁止优先偿还特定他债）。一旦被执行人违反该明确指令，即具备了“违抗司法主权”的确定性，无需再陷入“债权平等”的民法辩论，直接以拒执罪论处。优化证据采信标准，借鉴英美法系对“藐视法庭”采用的优势证据或中等证明标准，在拒执罪的民事自诉程序中，适当减轻债权人对被执行人隐秘资金流向的举证责任。

2. 在司法实务层面，如果不对拒执罪制定更多相关规范。它会产生隐性不良引导。随着人民法院执行找人查物能力的提升，相关查控方法、渠道也逐渐为人所知，部分被执行人选择在审判生效前，甚者诉讼前采取不当处置财产行为。如某交通肇事案件，被告在事故发生后即转移财产，至案件执行时查无财产可处置，影响恶劣。但根据通说观点，其不当处置行为在裁判生效前，无法予以刑事制裁。长此以往，会产生隐性司法不良引导，致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提前不当处置财产以规避执行。

破解“执行难”，需要打“组合拳”，多措并举，而在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刑罚措施绝不能缺位。根据上文梳理出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存在的问题，总结各地人民法院在实践中的经验，笔者认为关于完善拒执罪，可以采取以下有针对性的措施，明确规范“判决、裁定”的适用范围，完善“有能力执行”的判断标准

司法实践中执行案件情况各不相同，各被执行人的情况也大相径庭，若是仅机械地适用当前出台的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则势必会造成法律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局面。我国法律体系虽未采取判例法模式，但为使法律规定更贴近多元、快速变化的现实情况，在司法适用中，有必要借鉴判例法国家的做法，参考最高院发布的拒执罪典型案例，为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提供参考借鉴。拒执犯罪作为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最严重表现形式，不仅导致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实现，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和法治权威，而典型案例的发布，不仅能为各级法院在处理拒执罪时提供一定的参考，更能向社会表明了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拒执罪的坚定态度和决心，在全社会营造惩治拒执罪的强大舆论氛围。坚持典型案例常态化工作，给办案一线提供生动鲜活的典型范例，有直接的引领、示范、指导作用，有助于在司法适用层面上统一“有能力执行”的判断标准。

五、总结

综上所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认定应当在维护司法权威与尊重私法自治、保障基本人权之间寻求精准平衡。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简单地将“未执行”等同于“抗拒执行”，必须严守刑事领地的谦抑性边界。认定该罪名时，应重点把握三个核心维度：一是确保行为发生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严防刑事打击的前扩；二是穿透表象查明被执行人的实质履行能力，尤其在金钱给付义务中应以“部分履行能力”作为动态考量基准；三是建立严密的证据闭环，通过实质权属审查而非形式账户流水来判定“转移财产”的恶意。只有回归罪刑法定的本质，将刑事制裁作为民事执行穷尽后的最后手段，才能确保拒执罪在惩治恶意抗法的同时，不至于沦为损害其他合法债权人利益或过度扩张司法权力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2002.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4.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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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苏检察网关于拒执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的讨论

[6]张治国，《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有能力执行”的认定标准研究》，[D],2025.

[7]淳洁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司法适用研究》，[D],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