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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合规指南系列 | 应对数据出口管制第一步:重要数据识别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6-11-16      

作者:张颖


出海是当下中国企业高度关注的经营方向。谈及“出海合规”,多数企业想到的是关税、出口许可、海外经营资质合规或贸易管制等,然而,2026年《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37号)其第13条第一次将“数据”与货物、技术、服务并列,设定为出口管制的独立事项;而商务部、科技部2026年第48号公告正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虽然拟增列的是技术管制门类,但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到底会以什么形态出口,一般负载相关技术的货物或掌握相关技术的人才出境,是比较容易把握的,但是通过技术数据形态出口,特别是本次征求意见中提到了人工智能等数据技术,它一般不是“空模型”出海,而是需要带着底层数据库方可运作的,这就实质构成了对相关数据的出口管制。

具体来说,数据的出口监管主要依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针对特定类别数据通过申报-审核-许可的方式实现,相比明确了数量种类的个人信息以及明确了身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如何认定其中的“重要数据”就成为企业需要自主判断的一项内容。

根据《数据安全法》规定:“重要数据是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具有重大影响的数据,一旦被非法获取、泄露或破坏,将造成显著危害。”其中什么叫“重大影响”,什么程度算“显著危害”,都有待明确。

而与货物出口有海关商品编码、技术出口有《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可以明确的查询不同,我国目前没有公布一份放之四海皆准的全国统一重要数据目录。

因此,数据出境前“识别重要数据”就成为应对数据出口管制的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自主建立重要数据识别机制

《数据安全法》第21条将目录确定权配置给各地区、各部门,并且国家尝试制定相关标准,曾发布《信息安全技术 重要数据识别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识别指南”),但之所以目前的状态是“已停止”[ 截止2026年11月8日访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该标准文件的状态为”已停止”。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E116673EC2A3A3B7E05397BE0A0AC6BF ],恰恰暴露出重要数据识别,不仅是企业面临的,也是监管面临的,是一种共有的困境。

并且即便是“识别指南”尝试通过列举多个行业的重要数据作为识别因素参考,该文件也暴露出来现有的相关认定标准或指南所面临的共同技术难题:

1.仍然采用了如“一定精确度”、“重大漏洞”等定性描述,仍属于较为模糊的指引

2. 缺乏对“重要”的上限的关注,即没有提出区分重要与核心数据的标准;譬如“识别指南”的识别因素中举例包括“不能暴露的军事目标”以及部分自然资源地理水文数据,可是根据自然资源部 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95号),地理测绘和部分位置信息不仅是重要数据,还可能是核心数据。根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核心数据是不能出境的,如果没有办法更清晰识别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可能导致企业或监管部门以此叫停和相关数据处理活动有关的跨境业务。

因此,虽然根据《数据安全法》以及《 数据安全技术 数据分类分级规则》(GB/T 43697-2024),企业应当通过向本地行业主管部门申请确认自身掌握的数据是否为重要数据,然而,地方行业监管部门往往也不容易找准重要数据的“标尺”,特别是在数字技术推进行业创新的背景下,很多新行业、新业务、新技术,到底如何评判其影响重要性,太严格是否会扼制,太松散又是否会导致重大安全隐患?特别是在出海语境下,数据资源已经成为各国推进数智技术与先进产业的重要战略资源,数据技术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重要数据甚至是核心数据的识别,也让监管部门往往感到棘手。

这就造成很多时候企业出海前确定数据出境义务时面临“两难”:如果根据法律规定申请地方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可能构成重要数据,需要补全较多的行政手续,甚至影响可能已经开展的业务活动;如果不申请吧,万一被发现,又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并且,到底向哪个行业主管部门申请,也并不简单——数据分类是根据数据实质内容分类的,并不是根据处理者的行业身份分类的,在数据应用往往驱动业务创新的语境下,可能就会意味着数据监管部门和处理者所处的行业监管部门不一致,那就意味着,如果全量申请,可能会涉及多个部门,程序成本较高;不进行全量申请,企业就必须要提前自己确认哪一组数据需要向哪个行业监管机构申请认定。

因此,企业需要建立重要数据识别机制,先行在内部完成预识别就成为必要。

并且,企业的自主识别,本身是履行《数据安全法》第21条“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要求“对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义务的应然行为。

一般认为:数据分类是与特定行业监管或领域监管有关,而级别直接关涉安全管理级别。

可是“重大影响”、“显著危害”(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量化或其他更为明确的定性标准,就很难落实分类分级的管理要求。

比较棘手的是,数据的分类分级以及安全管理从来都不是静态的,数据法对数据处理者提出了动态监测风险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数据的分类分级并不像过去登记、许可或认证管理模式下那样,是一种“一次性”的定性。并由此确定的重要数据或其他数据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流通应用中的合规义务,也要求建立动态的机制。

此外,重要数据之上还有核心数据,从规范的体系衔接以及实践来看,一般核心数据比照保密规定执行,如果违规处理核心数据,不仅可能导致严重的行政处罚,还可能导致刑事追责。因此,识别重要数据本身不仅是为了正面履行和落实行政监管要求,也是为了给企业划定自身的红线,不要“踩红线”。

所以,自主有效识别重要数据的动态工作机制,是企业防止踩踏“安全”红线的“安全闸”。

虽然《信息安全技术 重要数据识别指南》在“5 重要数据识别因素”这部分其实已经针对多类数据进行了具体列举与分析,但仅凭这个指南的识别仍然没有解决几个问题:

3. 行业和类别的列举相对有限,不能完全对应现实动态发展的情况。


二、根据数据场景建立有效识别机制

从目前数据的存在场景来看,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单条数据和数据集合。

(一)以单条数据为维度设定静态的定级标准

这里所谓单条数据,是以唯一字段标准存在的结构化数据,例如人的性别、支付金额、读书时长,这就是三个单条数据;它们项下可能对应同一字段的多个具体记录,譬如男、女、女、男、男,就是5个单条数据。

单条数据的内容是明确的,其风险也是相对确定的,因此采用静态的分级定性是可行的。所以单条数据定级,第一步可以“以终为始”地反推,其实就是监管通过审批许可制进行安全风险控制的数据,就是重要数据,那么横向比较各类涉及数据的监管文件中,哪些量化指标、类别和具体定性因素与重要数据并列,就可以帮助识别重要数据。

例如《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将1万条敏感个人信息、100万人个人信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重要数据并列,而《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又列明了出口管制的相关技术,那么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掌握的“关键信息”、受到限制的技术数据应比对重要数据管理;更进一步来看,禁止出口的技术所对应的技术数据,就应当认定为核心数据。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涉个人信息的量化标准到底是100万人还是1000万人?

应当比照重要数据落实安全保障义务以及相关监管要求:虽然《网络数据安全条例》当中设定了1000万人这个量级,但是1000万并不是数据处理活动的审批门槛,而根据重要数据监管的主要方式来看,核心特征应当是审批,因此比照重要数据管理的义务标准,如涉及个人信息,仍然建议比照100万人或1万人敏感个人信息,取《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的并列量化标准。

2.技术管制目录还需要关注国际贸易管制语境下的对等反制要求。

根据技术管制目录识别出海场景下的数据范围,在特定时间内还可能根据目的国的管制政策适用对等反制,在以特定国家作为(最终)目的国时,对特定国家的管制技术、数据出境实施反制。例如美国14117号令当中对于相关敏感个人信息设定的、针对中国的管控标准,在该法令生效实施期间,同类数据向美国出境,建议比照美国的控制标准对等从严,至少适用重要数据管理规定——防止触发国家安全。

单条数据定级的第二步就是根据数据类别对标行业或领域的监管要求对标,用来判定什么是“较大影响”,或作为“影响范围”的量化参照,或获取其他具像化标准的参考。这一步容易发生的误区是处理者以自身的行业类别替代数据类别来对标:譬如智能汽车收集到的车外数据,不能仅对标汽车数据标准和汽车行业监管,还可能需要对标地理数据;患者用购买的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既包括医疗数据,也包括保险这类金融产品的数据,还因为患者提供了就医记录,可能还包含患者的个人行踪信息而需要关注个人信息安全标准以及敏感个人信息的标准。

如果准确且全面的对标后,该怎么参考标准文件中的监管要求和标准?以医疗健康数据为例, 《信息安全技术 健康医疗数据安全指南》(GB/T 39725)对医疗健康数据分了5级,比对2级和3级会发现数据治理要求出现了“转折”:2级强调数据完整性,3级要求限制接收人的数量——原则上这种对接收者需要开展设定限制的数据,至少意味着内部的访问审批更侧重安全风险管控,即风险可能带来的影响更加“重大”和“显著”。

(二)数据集的动态场景分类

不过,单条数据的级别一般不是最困扰企业的,数据也一般不会以单条方式开展应用或出境。通过多字段数据汇聚、关联、加工后形成的数据集合,或《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GB/T 37973-2019 )中所称的“大数据”,它们的定级问题才是识别机制真正的价值所在。

“无场景不应用”,数据集的生成是已经有了确定的应用场景,因此数据集的风险定级核心应当是围绕场景,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以构成数据集的单条数据维度看规模阈值是多少,是否在单条数据的维度已经构成重要数据。

这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数据集中如果有单条数据达到重要或以上级别的,数据集应当根据“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定级。

第二,如果单条数据维度没有识别为重要数据,那么数据集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第三,出境申报的材料来看,还要回答“向谁提供”,即不同接收者是否会因为身份或所处的目的国,影响定级。

后两个问题主要是为了应对“动态风险”:只有确定了应用场景,数据产生风险的可能性以及具体风险的可控性就能够具像化;而确定了接收者,具体接收者的技术水平、合规记录以及是否可能掌握进一步汇聚数据使之风险升级等情况,才能相对确定下来。


三、识别机制的价值

(一)识别是履行法定义务的要求

《数据安全法》第21条确立了国家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分级保护的制度框架,重要数据的识别与目录管理是其中的法定环节;《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第29条进一步明确了重要数据处理者的识别与申报义务。换言之,识别机制不是"合规加分项",而是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的落地动作——不识别,本身就是不履行法定义务。

(二)识别机制的实施过程就是证据固定过程

风险万一发生,或遇到与监管意见不同时,一份完整的识别记录,是企业过错抗辩事由的证据。

无论是数据泄露可能导致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还是行政监管最终认定不支持企业识别数据定级的结论,此时企业能够做的就是主张自己在泄露中无过错,或向监管证明自己根据定级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仍然是尽合理注意义务才做出的决策,申请减轻甚至免除相关法律责任,这就需要完整留存识别评级工作记录、判断依据等,才能构建完整的尽职抗辩链条。

除此之外,重要数据识别机制本质上是定级,即包含了对核心数据的识别。而核心数据基本比对保密规定执行,泄露核心数据或违规出境可能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导致重大刑事风险。因此,数据出境语境下,定级还构成企业刑事风险防范的重要内容。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有关出境申报规划的问题。《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第16号)第3条和第5条虽然规定了部分豁免场景,但均明确排除了重要数据,即一旦包含重要数据,就不能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因此,可以说,数据出境是以数据识别为前提的。


四、重要数据识别完成后的出海合规要点

1. 针对重要数据,设定分步骤或预处理的数据出境工作规划;鉴于重要数据的出境申报审批需要经过一定期限,因此业务出境到底采用什么方式,什么板块先出海,应当和相关申报工作进度保持配合。

2. 围绕重要数据跨境处理规划整体数据跨境处理工作方案,如根据重要数据的安全管理要求规划境外服务器部署以及系统内的访问控制等。

3. 根据重要数据目录对标梳理业务出海的义务清单,如针对负载重要数据的货物、技术以及掌握相关数据的人员出境肯需要单独申报。

4. 针对对等管制适用重要数据管理的数据以及相关技术,设立高级别监测与定级动态调整机制,密切关注目的国相关管制政策的变化,更要密切关注是否可能会通过中转或其他方式导致数据最终流入目的国。

5. 跨国集团或境外雇工等模式下,落实境外雇工或境外分支机构对重要数据的访问控制,防止不受控的重要数据出境。


结语

重要数据识别是企业出海的“第一道闸”:闸设在哪里、设多高,决定了后面所有合规安排的质量。在837号令实施、数据出境监管框架持续落地的背景下,“先识别、再出境”绝不是可以怀着“侥幸心理”绕开的程序,识别机制是掌握主动权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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